日本抵制《芭比》背后的矛盾認知
原標題：日本抵制《芭比》背后的矛盾認知
近日喜劇電影《芭比》和講述“原子彈之父”人生經歷的硬核傳記電影《奧本海默》在全球多地上映，兩部風格截然相反的大片同期上映,都叫好又叫座。可是在日本，混搭芭比粉紅色幻想與奧本海默時代核爆炸圖像的“芭本海默”卻引起憤怒，日本網民宣稱要大規模抵制將于8月11日上映的《芭比》電影。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截至2021年3月，持有“被爆者健康手帳”的日本人約12.7萬人，平均年齡為83.94歲，但他們并非此類社交媒體的主要用戶。換言之，當前在社交網絡上抗議的日本網民絕大多數未親身遭受原子彈轟炸，而是通過傾聽親歷者講述、閱讀相關文章等途徑共享關于1945年8月發生在廣島和長崎的記憶。日本社會關于原子彈轟炸的敘述深刻影響了這些日本網民的認知，而這種敘述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重視再現親歷者的體驗。由親歷者講述的原子彈轟炸后的恐怖細節最具沖擊性，他們口中的話語、身體遺留的傷痕成為聽眾想象廣島和長崎慘狀的直接依據。此外，展示親歷者敘述的文字記錄、親歷者的遺物以及相關照片影像資料也可輔助觀眾直觀還原核輻射帶來的深刻創傷。親歷者的體驗具有強烈的臨場感，此類關于原子彈轟炸的個體體驗便在長期反復重現的過程中演化為日本國民所共享的記憶。
第二，從技術倫理層面否定核武器。親歷者的經歷中最為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核輻射造成的長期身心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性歧視。于是產生核輻射的核武器成為日本社會關于原子彈轟炸敘述的主要譴責對象。加之受20世紀中后期反思“技術中立論”的影響，對技術的一般性批判與日本社會所獨有的原子彈轟炸體驗結合，將核武器塑造成為威脅全球安全的“敵人”。
第三，呼吁實現全人類的和平。個體的悲劇經歷敘述與關于技術倫理的思考成為日本關于原子彈轟炸敘述的兩大坐標，由此引申出人與技術之間關系的哲學性討論，進而發展為一種指向全人類的和平主張。
由唯一遭受原子彈打擊的特殊經驗推導出的全人類和平主張無疑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重返國際社會并更新自身定位、擴大國際影響力的路徑之一。與這種路徑相伴而生的，是日本政府于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提出并長期堅持的“非核三原則”即“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政策。
然而正如日本學者武藤一羊在《活動著的廢墟：福島核電站——從原子彈爆炸談起》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被巧妙掩蓋在“非核三原則”政策之下的，是日本政治精英試圖發展核武器的野心。日本政府為了達到“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術及經濟潛力”這一隱秘目的，大力發展原子能產業并在民眾中間制造“清潔、安全、便宜”的原子能“神話”，武藤一羊將這種做法定義為“碩大的戰略性掩飾”。
民眾樸素的情感和政府的政策引導合力塑造了日本社會長期以來關于原子能的“二律背反”式理解。一方面，關于原子彈轟炸的殘酷印象和對于核武器的憎惡之情通過反復重現幸存者體驗的方式傳承。另一方面，遍布日本列島的核反應堆所呈現的技術潛能又促使民眾心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偏轉，“擁核”主張在對尖端科技的期許氛圍中慢慢抬頭。然而諷刺的是，后者不僅給強化核武裝技術的軍事目的提供了“偽裝”，還留下了巨大的社會和環境隱患。
眾所周知，2011年日本發生地震之后，福島核電站因天災疊加人禍發生重大核泄漏事故。自那時起，放射性廢水隨著海洋擴散到地球各個角落。而現在日本政府更是單方面決定向海洋排放福島核污染水。其嚴重后果是可以預見的。
這次抵制《芭比》電影的動向客觀上暴露了日本社會內部的認知矛盾：哀悼原子彈轟炸慘痛過往的同時又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原子能不當利用帶來的惡劣影響和潛在的國際風險。日本政府無視國際社會的抗議執意排放核污染水入海，輿論調查顯示日本國內支持公開討論“擁核”及“核共享”等議題的人數逐漸攀升。依托原子彈轟炸體驗的單向度歷史反思之下，關于全人類和平的愿景僅僅只能停留在口頭表達層面。從這個意義上看，日本網民對于《芭比》電影的抵制又能得到多少真誠的理解呢。
（徐仕佳，作者是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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