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聯盟理論看烏克蘭危機
原標題：從聯盟理論看烏克蘭危機
自從2月下旬俄羅斯正式介入烏克蘭東部局勢，繼而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以來，俄烏兩國間的沖突全面升級，國際社會對烏克蘭危機高度關注，烏克蘭與北約組織的關系、中俄關系、美歐關系等也受到了新一輪的檢驗。
烏克蘭雄心勃勃加入北約，而北約內部，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雖然呈現高度團結，但是分歧也若隱若現。對于中國來說，如何平衡烏克蘭危機的歷史經緯、俄羅斯的安全關切、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等方面的考慮，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考驗。在戰爭的紛擾之下，我們不禁要問，國際關系理論是否有助于我們厘清和理解這次危機中各主要國家之間的互動？在此，讓我們基于現有的聯盟理論就當前烏克蘭與北約的關系、中俄關系、美歐關系等所面臨的復雜局面稍作梳理。
國家之間采取聯盟行動的動機是獲得安全利益，即通過結成更緊密的關系來制衡對其構成安全威脅的國家。一般較弱的國家會采取聯盟行動來制衡較強的國家，以此來保持獨立性。國家的聯盟行為總是有一定的權衡。對于大國來說，與另一大國結盟一方面可以獲得更多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會犧牲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另一種情況是，一個大國如果和小國結盟，雖然會因為可能卷入小國的爭端而減少安全感，但也因為能影響小國的行為而獲得更大的自主性。不管實力強還是弱，一個國家在聯盟安排里總會面臨著兩樣風險，一是可能會被拋棄，二是可能會被卷入跟自身利益不相符的戰爭。這兩種風險常常影響聯盟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別的國家的互動。
從這些理論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審視烏克蘭危機的歷史經緯。北約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會宣言第23條作出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將成為北約成員國的表態。多年來，美國等北約成員國與烏克蘭的軍事合作關系不斷推進。雖然烏克蘭尚未成為北約成員國，但美國與烏克蘭之間的關系已經可以被看作是準盟友。烏克蘭希望加入北約來獲得更大的安全，卻低估了它這樣的聯盟行動會讓其卷入北約與俄羅斯的地緣對壘，反而讓自己更不安全。為了表明其加入北約的決心，烏克蘭于2019年2月把加入北約和歐盟寫入憲法。北約為了獲得更大的自主性，也為了維持自身成員對集團的忠心，防止它們擔心被拋棄，則一直強調其支持烏克蘭有權不受外部干預地決定自己未來和對外政策路線。一直到2021年布魯塞爾峰會，北約還在其公報中重申布加勒斯特宣言關于烏克蘭的表態，并重申1949年《華盛頓條約》第10條的“門戶開放政策”，強調北約的擴張不容其他國家置喙。問題是，對于俄羅斯而言，北約不是它自己所言的一個防御性的聯盟，北約和烏克蘭對彼此越忠心，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安全困境就越嚴重。北約迄今已完成五輪東擴，讓俄羅斯的不安全感有增無減，烏克蘭是其最后屏障。由此觀之，烏克蘭危機本質上是烏克蘭與北約的聯盟行為引發它們與俄羅斯之間安全困境的結果。然而，北約與烏克蘭畢竟還不是條約同盟，北約還是極力避免因烏克蘭危機而卷入與俄羅斯的直接戰爭。因此美國拒絕給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護，拒絕設立禁飛區，拒絕波蘭關于向美國提供米格-29戰機并移交烏克蘭的提議，但決定向波蘭部署“愛國者”導彈防御系統。可以說，烏克蘭和北約之間的準聯盟關系給烏克蘭提供的安全保障是有限度的，其結果是烏克蘭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被拋棄。北約從向烏克蘭承諾能成為成員國到在危機中獨善其身，對烏克蘭始亂終棄，可以說信譽和道德地位都是要受到國際社會質疑的。
關于中俄關系，正如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所言，它“具有獨立自主價值，建立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基礎上，更不受第三方干擾和挑撥”。中俄關系并非北約成員國之間的條約同盟關系，而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當前不少外媒鼓噪中國在處理中俄關系時面臨尷尬局面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本身就面臨著己方的國際形象可能會因為對方的行動而受影響的風險。對中國來說，無論從威脅平衡還是從實力平衡的角度來看，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都是合理的。在北約集團內，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是完整的同盟國關系。北約數十年來聯盟隊伍保持穩定并在冷戰后五次東擴，一方面因為美國是頭號強國，另一方面也因為非對稱的聯盟一般更穩定。然而，隨著俄烏沖突的局勢越來越明朗，北約內部很可能會呈現更大的分歧。歐盟國家將更愿意考慮俄羅斯的安全訴求，以避免歐洲大陸緊張局勢進一步惡化。
戰爭是一個各國的政治底線相互激烈對撞、各國的動機與意圖得到澄清、各國在歐洲安全格局重構中競爭發言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既要有戰略韌性，又要保持警覺。
（作者：吳澄秋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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